第二卷屋漏连夜雨第二十二章（上）
六四年春天，青龙公社的社教运动继续开展，进入具体的“四清”阶段，一夜之间，生产队长和会计、保管员、计分员等都成了“四不清”干部，先“上楼”，把自己的问题交待清楚，经工作队批准，再“下楼”，才可称为“四清”干部。
工作队在清查生产队的工分、保管室的财物中，没有发现问题，王云山不相信十二队干部没问踢，他立即召开社员大会，他说：“贫下中农同志们，根据党中央的最新精神，‘四清’运动就是要斗争农村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利用那么一点点权力，为个人谋利益。清工分，就是看干部有多记工分的没有？清仓库，就是对集体的家底要有数，防止把集体东西占为己有。重点是清查账目，要把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工分簿、粮食帐、现金账、财物保管帐统统搞清楚。队员要勇敢起来揭发，干部先自查，有问题向工作组坦白交代，可以从宽处理。如果别人检举揭发，查证属实，要严加处理。”
在清查五九年的粮食来往账目时，收支相迭，差四千多斤黄谷，王云山喜出望外，果然有问题。工作队立即把张天培队长、保管员蔡世发和会计张忠华隔离审查，不能回家吃饭，由三个工作队队员分别审问。
王云山语气很严厉地问道：“张天培，你老实交代，有私分生产队财物没有？不该得的工分得了，又吃又拿集体的现金物资没有？”
张天培笑道：“我们三清湾一直是县上搞重点的地方，我们是全县第一个合作社，我们的干部干一年，一分钱补助没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产队的粮食来往清清楚楚的，保管室的东西有记载，可以去查。我敢说，本生产队没有问题，不只‘四清’，五清、六清，方方面面都清楚。”
教师张光成审问张忠华，他说：“按辈份，你是我的老辈公。我给你明说，你们私分了粮食，数目不少，你想一想，到底是怎么分的？哪些人分了的？”
“要说我们几个干部私分了粮食，我当会计的应该知道，几年来，我们生产队的现金、财物帐清清楚楚的，我想不起，啥时候分过粮食。”
高中生李万才审问蔡世发：“你是保管员，粮食从你的保管室运走，你肯定知道，你们几个干部是怎么私分几千斤粮食的？必须交代清楚！”
蔡世发立即想到五九年私藏四千多斤黄谷的事，那是抗粮不交，犯法呀！他不敢说，他反问道：“我家在蔡家湾，从三清湾挑粮食回家，有两里多路，难道社员看见我挑大家的粮食回家，都没有疑问吗？你有那么大的胆子吗？保管室在张家大院子，是那么容易私分掉的？”
“可以在干部名字上多写数字吗？”
“你说得可笑，社员要看分粮的表，家家比，哪家多，多在什么地方，工分粮多，工分从哪里多起来，大家都有本大致不差的小账。‘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看得紧，你没有搞假的机会。说实话，清这些工分呀！粮食呀！物资呀！清不出名堂，生产队的东西，亮底亮面的，社员清楚得很，你们要想找个贪污分子，难啊！”
“我们有证据，你们生产队就有大贪污分子。就看你们的态度老不老实？”
“反正我没有私拿队上的任何东西回家。”
收割时间，下院子正堂屋临时作生产队保管室，左边是刘玉华家，右边是张忠华家，均有一道小门，所以，私分四千多斤粮，应该有响声。王云山又去审问张忠华，反复给张忠华交待政策，可是，他很“顽固”地说：“没有私分贪污粮食，保管室小，粮食晒干，马上就交公粮，有时没晒干，就分给社员了，几千斤黄谷，放在保管室，地面要返潮，黄谷再干也会烂掉，怎么会存那么多呢？”
“要分掉几千斤谷子，要不了多少时间。”王云山不相信张忠华的话。
“我们几个干部，哪有那个胆分粮食？大家都不够吃，天地良心，你去问一下保管员，是不是有大出入嘛。”张忠华是个老实人，一下子弄得不清白，真是有理说不清。
“保管员可以伙同私分。”
“蔡世发是保管员，住在蔡家湾，挑那么多谷子回家，不怕别人发觉呀？我没有私分粮食，白的说不成黑的。”张忠华对工作组长不太尊敬，决心无言抗议了。
张光成转而审问队长张天培：“你是队长，黄谷差四千斤，你是应该清楚粮食的去向，是不是几个人私分了？”
“分个屁！你们脑子里成天就是想抓贪污分子，好邀功请赏。”张天培一点也不怕他，曾经背过乌龟的人胆子是要大一些，张天培自信清白，有什么怕的，他不满意工作队先入为主的搞法。
张光成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吼道：“我们已经查得清清楚楚的，铁证如山。你态度恶劣，只能是罪加一等。”
“我有什么罪？一不偷二不抢，说我贪污，无凭无据，我还说你去抢了人呢！”
“几千斤谷子哪儿去了？”
“你们找会计，再把账查清楚点。一年打了多少谷子，上多少公粮，社员分了多少，我心中完全有数。几千斤不是小数字，我只知道，干部没有私分粮食。”张天培知道，也许是私分给社员的那四千斤粮食，没有销账。应该交公粮的，没有交，该不会秋后算账，补一个抗粮不交的罪吧！
王云山见几个干部不交代，就把刘玉华找去，先威吓她：“刘玉华，我们知道，你丈夫是土改时被农民群众打死了的，你可能一直怀恨在心，今天就看你的表现。”
只要说起丈夫，刘玉华没有气也要生气，她知道这工作组长也许和土改时的苏文英是一样的，以整人为目的，她也是见过谢书记那样的大干部，越大的干部说话越客气，这种小脚色都是靠吓唬人办事。
刘玉华轻蔑地笑道：“你知道我丈夫是怎么死的吗？你以为提到我丈夫的事，就把老娘吓倒啦！”
“哟！你还敢给工作队作对呢！找你来，是向你调查干部私分几千斤黄谷的事。”
“我没有听说过哪个干部私分过集体的粮食。”
“五九年的事，你回想一下，帐上有四千多斤谷子没有下落。”
刘玉华想起藏在张忠荣秘室的谷子，每人二十五斤，就是四千多斤。她笑道：“你们查了几天，就因为这四千多斤谷子。算了吧！干部们没有私分。你想，正是要命的时候，哪个干部敢私分呀？”
“你知道那四千斤多谷子的下落？”
“我不是会计，四千斤、六千斤，谁知道呢？你说干部私分四千多斤谷子，我们都不知道，你又怎么知道呢？”刘玉华笑道。
“你知道不说，就是包庇罪。看来，你也许分了一份，你才这么死抗！”
“没有见过你这么武断的人，咬这个，咬那个。四千多斤谷子，你们说干部私分了，那就定他们私分罪！把材料编好，判他们坐牢呀！与我何干呢？我说他们没有私分，你们不必信我的话，你们工作组定了他们贪污罪，把粮食退出来，我们还可以分一些。”
王云山非常气愤，一个农村妇女，居然蔑视工作组的权威，他决定，立即召开社员大会，让刘玉华在会上端正态度。
吃过午饭，全体社员到了三清湾大坝子，王云山说道：“我们工作队已经从帐薄里查出，有四千多斤黄谷没有下落，调查了当事人，几个干部死口咬定，没有私分粮食。在调查中，我们得知，刘玉华应该知道这批谷子的下落，她就是不交代，今天当着全队社员的面，再给她一次机会，再不识时务，就只好请她去公社清查班！”
许德章很高兴，总算可以把几个贪污分子弄下台去了，自己也许有机会当上队长。这个刘玉华虽然帮自己拣来一个婆娘，但是，公私要分明，他们伙同贪污集体粮食，不是小事情，自己应该站稳立场。他立即站起来，说道：“帐本子上都差几千斤，没有入帐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呢？我们这些外姓人搞不懂，每年都是，分多少给我们就是多少，我们又认不到字，喊你去查，你也查不出来。”
张忠华突然站起来，说道：“许德章！说话要凭良心，把没有入帐的点出来！”
“入了帐的差几千斤，又不是我给你做的帐，自己做事盖不住脚背，当然我们要怀疑呀！”
刘玉华狠狠地盯着许德章，说道：“你们该不会又搞无中生有来害人吧！”
王云山大声说道：“心中有冷病，怕吃西瓜啦！你们敢做，别人怎么不敢说？”
坝子里的人们只是怒目瞪着王云山，不知他要搞出什么花样，都替刘玉华担着心。刘玉华并不害怕，她说：“许德章这个杂种说干部私分了粮食，要我说分没分？我只知道没有私分过粮食。”
王云山大声问道：“五九年的黄谷来往账上，有四千多斤谷子不知去向，铁证如山，必须讲清楚！”刘玉华笑着说：“王组长，你没有搞清楚粮食到哪里去了，你怎么能一口咬定是干部私分了呢？
难道不能说成是我们社员大家分了的？”
“我们社员好久私分过生产队里的粮食！”许德章问道。
刘玉华说道：“那四千多斤谷子，每个社员都吃了的，一人二十五斤，许德章，有这回事没有？”
张忠荣说道：“有那回事，我是当事人，是我掌的秤杆，清清楚楚的！”
“王组长，我们社员不分那几千斤谷子，还要多死几个人。”贫协主席张天云说道。
“哟！你们都知道那几千斤谷子的事，怎么帐上没有分粮的记载呢？”王组长问道。
会计张忠华说道：“当时正是搜粮上公粮的时候，我们队是有四千多斤谷子私下分给社员，不敢在帐上反应出来，上边不允许私分粮食。”
“这是性质严重的事，我得向上级汇报。”王云山说道。
“我已经给县委谢书记和公社李书记说了这事。你可以去反映，生产队所有干部开会做出的决定。许德章，你家分了五十斤谷子，你也是贪污分子哟！”张天培很不高兴地说。
许德章红着脸，无以言对，恨不得有地缝，好钻进去。
晚上，王云山召集队委会议，他说：“私分黄谷的事情已经搞清楚，现在谈多划自留地的问题。中央的政策是划很少的一点地给农民自由耕种，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不能超过规定，多划土地就是纵容资本主义，这是性质很严重的问题，张天培，必须把事情讲清楚。”
张天培没有想到，会提到这件事，他说：“我们是按照上级的规定划的。在全大队的土地中，我们队的土质最差，土改时丈量土地，就抛了一成来计算面积，所以，我们划给社员时，也多划了一成。另外，我们有许多田边地角的小块地，集体很不好耕种，也划给社员种了，比原来集体种时多收很多东西。”
张忠华说道：“这件事是经过队委会讨论，大家定下来的，要担责任由大家担。”
张天云是贫协主席，他说：“多划那么一点土地，也影响不了集体经济嘛！”
“我相信你们说的，划给社员后，会多出货。同志，就是因为这样，才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给资本主义思想的产生提供条件。那些社员为什么干集体的活就像瞌睡虫，干自留地就精神十足，因为他们想个人发家致富。为什么‘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要受到批判，因为那是搞资本主义。”
张天培知道，“资本主义”的帽子戴在头上是很沉重的，他说：“如果说划田边土角有错，马上收回来就是，如果中央叫收自留地，我们也立即收回来。”
王云山说道：“我会把这两个问题反映到公社工作队的。”
王组长反映到黄友德书记处，黄书记再到李仲清处求证。李仲清说道：“张天培私分黄谷的那件事，我和谢书记都知道。”
“分给社员吃了？他敢冒抗粮不交的罪名，够有胆的。”黄友德发着感慨。
“他是我们西江县的老先进，他宁愿背乌龟，在地上爬来爬去，只要能为他的村民多争得救济粮，他说多背几次也行。现在想来，他是为了救社员的命，情有可原。我们口口声声说，共产党员要为人民的利益出发，可是，落实到具体事情，就忘记了群众。”李仲清发着感慨。
“张天培还多划了一成地给社员做自留地，因为地瘦，还有田边土角的小块地也划给社员了。”
黄友德说道：“要严厉地批评教育，端正思想，把多划的地收回来！”
青龙公社八十九个生产队都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清出了一些问题，各个大队的干部们也清出了多吃多拿的问题。在三年困难时期，大队猪场的猪儿死了，干部们吃后又分回家，直到猪场办垮，李文忠的千头养猪场死的猪最多，送给公社干部、分给各个生产小队，大队干部分享一部分，没有做记载。一年多，千头养猪场就完结了，只剩下李文忠去北京见毛主席时，在天安门前照的相。
申远松被工作队找去个别谈话，黄书记问道：“据社员举报，你们几个大队干部吃了不少大队猪场的死猪肉，又分了一些回家。属实吗？”
“五九年下年，猪场办起不到半年，就开始死猪，全大队两千多人，无法分给社员，又不敢拿去卖，所以就煮来吃了。很久没有吃猪肉，有时也分点回去。死得多时，也给公社送一些去。我们大队的猪不多，只一百多头。”
“全大队有多少头猪，卖肥猪多少？死了多少？有数字吗？”
“猪场已经垮了两年了，大队会计换了人，现在要查帐簿，只有看老会计那里保存没有。”
黄友德找来会计李中林，问到当年的账簿，他说：“在办移交时，账本残缺不全，已经烧了。”
三月十日，工作队和公社党委召开联席会。黄友德书记说：“在全社九个大队、八十九个生产队的四清中，都发现了一些问题，乱记工分的是极少数，在清仓查库中，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私分粮食的情况比较多，涉及的人也较多，虽然数字不大，性质是严重的。特别是九个大队的养猪场，都有私分猪肉的情况，以新华大队最严重，千头养猪场，一年多，就搞得干干净净的。涉及到所有大队干部和部分公社干部，这是带普遍性的问题。”
李仲清说道：“关于在困难时期，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涉及的人员太多，没有数字记载，不好追究。我建议工作队，把它做为特例，以教育为主，法不责众嘛！”
黄友德对李仲清的护短很不愉快，他说：“这次‘四清’运动，从‘工分、仓库、物资、账目’四方面入手清查问题，主要是看我们基层干部是否侵犯了群众利益。大家知道，贪污上千元，可以判刑，上万就要杀头。多吃多占，够不上判刑，性质是一样的。应当算出一个数目来，集体财产是全体百姓的，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么？当我们接触村民，谈到三年困难时期时，农民最大的怨气是什么呢？当群众在忍受饥饿时，当水肿病人一批批死去时，我们的干部为了自己和家人能够渡过灾难，把属于集体的毛猪慢慢地吃完，吃得那么心安理得。现在搞运动，清查出来了，难道就因为大家都在多吃多占，就可以没事了吗？必须要退出来，能退多少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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