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诞生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大凡四十开外的人对这首姚筱舟作词、朱践耳作曲并由才旦卓玛唱响全国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没有不能哼上几句的。这首歌是怎样诞生的呢？本文就此作一介绍，以卿读者。
一
1953年，江西籍青年姚筱舟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转业来到陕西铜川焦坪煤矿当了一名技术员，那年他只有二十岁。焦坪煤矿的工人大都不识字，姚筱舟在参加抗美援朝前曾就读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大学，在部队时从事的也是宣传工作，是矿上学问最高的文化人。平日里矿上读报写信这些活儿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的身上。姚筱舟也很乐意为大家服务，他与工人们相处得很快乐。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来到矿上的第四年，反右斗争开始了，姚筱舟因为叔叔和哥哥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而被被列入不受欢迎的“黑五类”“重点专政对象”、“内控人员”。不久他又因家庭出身被迁入了一起矿井火灾事故，遭到“撤职下放，管制劳动”的处分。
从受尊重，受重用的人一下子成了被监控的“管制分子”，巨大的政治落差使姚筱舟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和彷徨之中。然而，朴实的工友们并没有因此而歧视他，他们不让这个文化人干重体力活，还经常与他谈心，在精神上生活上给他以关怀和安慰和照顾，矿上的支部书记也鼓励他不要灰心，要振作起来。尤其使姚筱舟感到难忘的是有一次他在井下作业时，当炮手点燃导火线时，他因没有听见放炮的喊声依然呆在原地不动，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班长奋不顾身地冲上前来用身体挡住飞来的碎石，救了自已一命。领导和工友们的关爱使姚筱舟那颗灰冷的心又开始温暖起来，一度旁惶的脸上又重新绽放出了灿烂的笑容。数十年后，当姚筱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感慨不已：“我那时感到愁苦与茫然，也有过牢骚与埋怨。但与质朴、豪爽的矿工们在一起，矿工那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品德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把矿工当我师，以矿山寄我情，是我的座右铭。这样也就挺过来了。”
焦坪煤矿大部分工人解放前都曾在私人小煤窑中采过煤，受尽了折磨，是共产党把他们从苦海中救了出来。他们内心对共产党充满了感激之情。一位矿工每次请姚筱舟写家信时总要在结尾写上“记住共产党的恩，好好党听的话，报共产党的恩”这样几句话。由于没有文化，山歌便成了矿工们表达对共产党感恩之情的最好方式：“共产党是妈，矿是咱的家，咱听妈的话，建设好咱的家”。“最亮的是天上的太阳，最亲的是自己的爹娘；太阳亮照不到咱井下，爹娘亲免不了挨打骂。矿是家，党是妈；旧社会我受尽苦和难，党来了我才笑哈哈。”“旧社会咱是冬天里的燕，新社会咱是国家主人翁。冬天里的燕成了国家的主人翁，忘不了共产党，全靠那毛泽东。”每当姚筱舟听到这些朴素的山歌，心里总有一种创作的冲动。这动冲动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化成了笔下那饱蘸激情的诗句。
那是1959年腊月的一个风雪之夜，守在煤油灯下的姚筱舟在一股强烈的创作激情驱使下，一口气写了三首小诗，其中一首就是后来为人们广为传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
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实际上是姚筱舟对焦萍煤矿工人歌颂党的山歌进一步提炼。歌词中“我把党来比母亲”是山歌中“党是妈”的借用；“党的光辉照我心”也是由山歌中的“冬天里的燕成了国家的主人翁”一句提炼而成。只有“旧社会鞭子抽我身”和“夺过鞭子揍敌人！”这两句费了他不少的心思。起初他写的这两句歌词是“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和“推倒大山做主人。”但读后总觉得不够味，正当他为找不到可替换的恰当词句而烦心时，他偶然从一本小人书看到一个肥胖的地主拿着鞭子抽打长工的画面，心头顿时一亮，他不禁想起了老矿工常常对他讲的解放前矿工们遭到窑主鞭子情景，耳边回旋起那首““紧三鞭慢三鞭，不紧不慢又三鞭……”歌谣。对！就用“鞭子”来代替“三座大山”形容旧社会的残暴和苦难，这比“三座大山”更生动、更形象。果然，这两句歌词一经改动，全诗的韵律更加浓厚，读起来也更加琅琅上口了。
歌词写好后，姚筱舟署上“宜君焦坪煤矿蕉萍”后连同自已写得其它几首小诗一起寄给了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总路线诗传单》。１９５9年６月２６日第八期的《总路线诗传单》《总路线诗传单》第8期上刊发了这首诗。随后，这首诗又被刊载在《陕西文艺》上，并被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入《新民歌三百首》。看着自己的处女作印成了铅字，姚筱舟为倾吐出了矿工们的心声而兴奋不已。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创作的这首歌词会因为雷锋而传遍全国。
二
1962年，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因公殉职。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号召下，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学雷锋的高潮。一天，姚筱舟在读《雷锋日记》时惊讶地发现雷锋在日记中摘抄了自已创作的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前八句，并将原诗中的“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将“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改为“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这一改，使全诗更富有音乐的节奏感，更加琅琅上口。只有经历过新旧社会对比，对党怀有深厚感情的好战士雷锋才能改得这么好啊！
当姚筱舟为自已创作的歌词出现在《雷锋日记》中而激动不已时，远在上海的上海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朱践耳也从《雷锋日记》中看到了这首歌词，不由得连连叫好。虽然歌词仅有八句，却有很丰富的思想和感情，是谱曲的好料子。恰好当时正在筹拍电影《雷锋》，朱践耳的创作因有了雷锋的事迹作底蕴而显得更加生动。他在创作中没有按照字面把它写成一首山歌，而是写成了一首三部曲式结构的抒情歌曲，真切地表达出雷锋同志与党亲切谈心的情景。歌曲第一乐段充满深情和激情，表达了雷锋对党的热爱。第二乐段体现了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时而悲痛凄楚，如泣如诉，充满了对旧社会的仇恨；时而壮怀激烈，字字铿锵，具有部队歌曲的音调特点，表达了雷锋跟党闹革命的决心。第三乐段再现第一乐段的主题，加深了旋律的印象，并把音乐推向高潮，再次强调了歌曲的中心思想。
曲子写完后，在署名时，朱践耳由于不知道这首歌词是谁写的，只能将歌词作者写成是“摘自雷锋日记”。但他心里总觉得有件事没完似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他从相关材料中看到《雷锋日记》的“山歌”原作者是焦坪煤矿的“蕉萍”时，便立即给焦坪煤矿写了一封信查找歌词作者“蕉萍”的信。焦坪煤矿党委书记赵炳儒接到朱践耳的来信后很是重视，并专门召集大家开会查找化名为“蕉萍”的人，他在会上大声问：“谁叫蕉萍？”但会场上却没有一个人吭声。
赵炳儒于是将矿上有文化的职工一一在心里进行了排查，认定这首歌词作者是姚筱舟，便立即将他叫到自已办公室问：“你就是‘蕉萍’吧，有人见你用这笔名写过稿子。”说完随手将一封信递给了姚筱舟。姚筱舟见瞒不住了，这才实话相告。
赵炳儒听了说：“这是件好事嘛？你怎么瞒着呢？你赶快给朱教授回封信吧！”
姚筱舟于是给朱践耳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这首歌创作和发表的过程。在信中，他还希望朱践耳将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作者仍旧写成当初发表时用的笔名“蕉萍”。因为在他心目中，他从来没有将这首歌看作是自已单独创作的，而是看作焦萍工人们集体创作的结果。
朱践耳收到信后，了却了一件心事的他将山歌词作者“摘自雷锋日记”改成了“蕉萍”。
三
《唱支山歌给党听》被朱践耳谱成歌曲后，当时正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的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在校园里无意中听到了由著名歌唱家任桂珍唱的这首歌，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才旦卓玛原来也是农奴出身，是共产党把他从苦海中救了出来，并把这位爱唱歌的苦孩子送进了大学。听了这首歌后，她立即找到自已的指导老师王品素教授，说“王老师，能不能让我来唱这首歌？我太喜欢它了，歌词写得那样贴切，仿佛写到了我心里，它简直就是为我写的！”
“您唱这支歌？它可是新创作的歌曲啊！”王品素老师说。当时的少数民族歌手由于汉字吐音不准，一般以唱民歌为主，很少唱创作歌曲。当时才旦刚来到上海音乐学院，连最简单的汉语都说不清，她能行么？但看到才旦卓玛那渴望的神情，王品素心又软了，补充说：“那你就试试吧！”
“王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会将它唱好的！”才旦卓玛激动的满脸通红。
才旦卓玛她是唱藏族歌曲的，藏族歌曲的最大特点是高亢嘹亮，悠远婉转，但是在演唱时，高亢嘹亮往往失之单薄，甚至刺耳，悠远婉转则常常显得纤弱。为了克服这个缺点，王品素教授为才旦卓玛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辅导她克服发音和咬字等缺点。经过一番艰苦认真的切磋、打磨，才旦卓玛终于练就了一副优美圆润、洪亮委婉、具有浓郁藏族韵味的好嗓子，《唱支山歌给党听》也因此越唱越完美。一周以后，当王品素听了才旦卓玛演唱后，连声赞叹道：“没想到你把这首歌唱得这么动情，真是太好了！”她的另一位老师周小燕听了也很是赞赏连说“不错”。不久，在上海音乐学院月汇报演出会上，才旦卓玛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唱得掌声雷动。朱践耳听了演唱后更是激动不已，并亲自推荐才旦卓玛参加1964年举行的“上海之春”音乐会。结果，在这次音乐会上，才旦卓玛因《唱支山歌给党听》一炮走红，响誉全国。“上海之春”音乐会后，《唱支山歌给党听》经电台重新录制播放，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64年，《唱支山歌给党听》与《我们走在大路上》和《戴花要戴大红花》等五首歌被文化部评为最受群众欢迎的“全国优秀群众歌曲”。作为这首歌词的作者，姚筱舟还获得到一套《毛泽东选集》、４张丝织音乐家像片和奖状。当时，由于身份特殊，作为歌词作者的姚筱舟没有资格参加文化部举办的颁奖大会，这些奖品还是由矿上转交给他的（在此之前，他还收到了上海唱片公司还寄来了２０元稿酬。）尽管如此，姚筱舟心里并无任何的怨言，因为，他从未把这首歌当作自已独有的劳动成果。数十年后，当有记者问及当年他创作这首歌的情况时，他谦虚地说：“我是无功受禄，无意得福。因为，我只是写了一首小诗。由诗至《雷锋日记》、至歌，能把我的心声、矿工的心声化为全国人民的心声，我心足矣。”“这首诗成为一首歌，雷锋同志是‘推荐人’，朱践耳同志是为雷锋日记谱曲的，才旦卓玛同志是为雷锋而唱的。他们分别是人民的英雄，杰出的音乐家和著名的歌唱家。是他们为这首短短的诗行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成了传遍大江南北、唱红长城内外的名歌金曲。”
尽管姚筱舟与朱践耳、才旦卓玛三人的合作使《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响遍大江南北。但由于种种原因，三人却从未谋面。1997年5月9日晚８点，姚筱舟应上海东方电视台之邀，参加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在上海广播电视大厦四楼演播厅的舞台上，导演与主持人精心为他安排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他见到了自已从未谋面的作曲家朱践耳和歌唱家才旦卓玛，这也是他们三人第一次见面。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照相机闪光灯的包围下，在《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背景音乐中，三人忘情地相拥，尽情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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