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李双双》诞生记
提起电影《李双双》，凡是看过这部影片的人眼前都会浮现出一个性格泼辣、仗义直言的农村妇女形象来，尤其是影片中李双双和孙喜旺所展现的幽默生活场景，恰如东北二人转，一男一女，妙趣横生地展开了两人性格冲突，演绎出无限动人的人间风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1958年初，随着工农生产大跃进高潮的到来，文艺界也掀起了一股反映大跃进生活中新人新事的创作热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家李准来到河南林县山区龙头村体验生活。当时，他住在一个妇女队长家里，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李准却很少见到这个早出晚归忙于生产的妇女队长。令李准感到新鲜的是，每天早上，他都会在墙上和窗子上发现许多小纸条，上面写着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话：
水库的库字，就是裤子的裤去掉一边的衣字。
谁聪明？谁憨？见人多了，工作多了就聪明！锁在家里不见人就憨！
如今兴握手，真好，用右手握。
…………
尽管这些文字朴实无华，但李准却从那歪歪邪邪的字里行间看到了新时期农村妇女身上发生的变化，并由此萌发了创作一部反映新时代农村妇女新生活的小说。正如他在后来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那段时期是中国人民在精神上、智慧上一次大的解放，大的喷发，它特别表现在劳动妇女的精神面貌上，这也是我写李双双的初衷。”从此，李准便一头扎进了妇女堆里，在劳动之余与这些“李双双们”聊天谈心，了解她们的思想动态，记下在她们身上每天发生的新鲜事。经过两年的积累、打磨，一部反映新时期农村妇女生活的小说《李双双小传》便告完成。小说里故事情节是围绕大跃进中妇女办食堂来进行的，写了喜旺管不好村里食堂，双双接手后将食堂办得有声有色，成了模范炊事员，着重刻画了妇女队长李双双爽直、泼辣，敢与自私现象作斗争的精神，成功塑造了一位新时代农村妇女的形象。（上为李准照片）
1960年小说在《人民文学》第3期发表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导演鲁韧看了喜出望外，觉得这是个拍电影的好材料。他马上找到李准，要他将小说改编成剧本，还给剧本重新起了个名字《喜旺嫂子》（后来又改回《李双双》）。李准爽快地答应了，没多久，他便拿出了拍电影的本子。与小说相比，改编后剧本人物性格基调虽然没有变，但却更加丰富多彩，大大加强了电影的可看性。此外，改编后的剧本对小说的某些内容也根据当时形势作了相应调整，如小说里故事情节原本是围绕大跃进中妇女办食堂来进行的。在改编成电影剧本时，由于农村办食堂政策已经破产，李准便将中心事件由办食堂改成了农村如何发挥妇女劳动积极性，正确开展评工记分。（鲁韧照片）
剧本写好了，以什么风格来拍这部片子呢？鲁韧对此颇费了一番心思，经过反复思量，他最后决定将它拍成一个有点喜剧味道的农村戏。至于拍成什么样，用他后来的话说“当时也没个模子”。
一部影片的成功与否，演员选择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李双双是全剧的主角，她心直口快，性格泼辣。当时有人推荐张瑞芳来出演这个角色。剧组意见也不一致，李准担心她泼辣劲不够，谨慎的鲁韧却又担心她太泼辣，担心演起来不小心会丑化了劳动人民。研究了半天，最后还是确定了张瑞芳。当时张瑞芳正在上海演出话剧《星火燎原》（扮演主角张玉兰），接到李准和鲁韧的“调令”后便赶到河南林县外景地剧组。
孙喜旺虽是剧中的配角，但这个演员对于整个剧情的发展起的作用却是相当重要，他憨厚朴实、胆小怕事，但同时又有点大男子主义色彩。当初赵丹看了剧本，对孙喜旺这个人物很是喜欢，尤其是他那有趣多彩的性格更吸引了他，便向鲁韧表示希望由自已来演这个角色。尽管赵丹此时已是名声在外，但李准和鲁韧觉得赵丹是属于演“大人物”之类的演员，演农村题材的戏不合适，赵丹当时对此颇不为然。其实鲁韧心里早有了孙喜旺的人选，它就是此前在鲁韧导演的另一部影片《今天我休息》中扮演那个小民警的仲星火。鲁韧于是将仲星火叫来问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仲星火说：“不知道。”鲁韧说：“我要拍一部农村体裁的电影，我要的就是你的傻大黑粗麻。”仲星火一听乐了，说：“傻，我倒并不傻，其实傻是天津话里的形容词，就是有味道。黑是黑点。大也不怎么大，人家一直叫我老仲，没叫过小仲的，说明我这个人线条比较粗，但是也不是阳刚之气，就是比较朴实，比较土。脸上也没麻子。”事实上，鲁韧找仲星火算是找对了。赵丹后来看了仲星火演的孙喜旺后，很是佩服，说要是自已要肯定演不出那种憨粗的乡土气息。
二
《李双双》开机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河南连续七个月干旱，摄制组用水都要从二、三十里地外用小毛驴驮回来。剧组每人每天只有一茶缸水，早晨洗脸、刷牙，到晚上洗手都靠它了。每天吃得也只是一些榨油的豆饼，掺着南瓜的面疙瘩，里面只有一点点粮食。尽管拍摄条件如此的艰苦，但大家的精神却一点也没受影响，一心一意要将这个戏拍好。剧中扮演富农夫妻的演员，每天早上起来就吵：干嘛你，你干嘛？你行啊，我碍你什么事了？你先进，你呢？富农！大家开始以为两人真吵，后来才知道是在练戏。（张瑞芳照）
作为《李双双》的主演，尽管张瑞芳在舞台上扮演过不少角色，并且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但演喜剧对于她来说还是头一遭，心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如何把握李双双这个人物，她可没少费心思。张瑞芳演戏有个特点，那就是首先将人物放在全局上加以把握，将人物琢磨透，这也是她学画时积下的经验。她后来在谈到演李双双的体会时说：“解放前，我学过两年西洋画，老师总是告诉我们要用虚线打轮廓，轮廓比例都对了，才好进行光影浓淡的描绘。并且在作画时要常常退后去看看，为的是能掌握总的画面精神。有位女同学，总喜欢猫在画架前，埋头先将细部画好，把眼睛画得非常细致，老师改画时，却因为整个的比例不合适，只好连这美丽的眼睛也擦去了。在许多画像的画稿也可以看见，画稿的轮廓线总是有好几条，有虚有实，有浓有淡，最后才以最准确生动的一条抓住了人物栩栩如生的神态。在人物塑造上，我也试图以虚线为人物打草稿，只是不在画布上，而是在自己的身心中。因此，我在接下李双双的戏后，并表演李双双时，没有首先急着想如何表演李双双，而是根据剧本和生活提供的条件，首先一步步包围自己的角色。在这样的‘包围’中，让自己获得角色的思想，角色的性格，角色的气质，以及角色的精神面貌。”经过反复琢磨，张瑞芳终于“把握”住了李双双这个角色。她说：“李双双是个心直口快、大公无私又极朴实的农村妇女，作品的风格定为喜剧，如何让自己和角色融汇一体？我考虑在表演上适当夸张一点、风趣一点，把人物的性格放开点演。”
正是由于张瑞芳能准确地把握住角色的核心基调，在表演李双双爽朗、火辣的性格的同时，着力体现女性的温存、忍让，对丈夫孩子的疼爱，对朋友的关心，这就更有力地衬托出了李双双的性格色彩，并且将这个角色演得毫无雕琢之嫌。这也是张瑞芳在表演中的出彩之处。
凡是看过影片《李双双》的人，对影片中李双双的“农家活”一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李双双走近灶边，揭开锅盖，倒水、取面团、揉面、擀面、切面，这一系动作熟练自然，干净利落，令人啧啧称赞。其实对于张瑞芳来说，这些动作也是从无数次“试验”中得到的。她后来回忆当时情景时说：“当时管道具的交给我两大团面，让我先揉着，然后现场开始调整灯光，我就揉啊揉啊，然后擀面、切面，好不容易忙完了吧，导演说，好，然后把面团重新揉在一起，让我重新来，于是我又重新做一遍。观众在银幕上看到李双双这么熟练的动作，就是这么磨练出来的。”黄宗英看了她的表演后深有感触地说：“在同辈的知识分子出身的电影女影员中，还没有人能像她那样自如可信地去扮演农民。一切的农家动作，在她已不是累赘的负担，而是体现角色的得力手段。”
李双双的成功还在于喜旺这一配角形象创造的成功，仲星火以特有的诙谐表演塑造了一个淳朴而有些幽默感但思想上还有自私狭隘的大男子主义意识这一生动形象。如果李双双没有仲星火演的喜旺来衬，那就会逊色不少。李双双和喜旺来来回回拉锯式的冲突，最后总是落在喜旺身上，喜旺的自私映衬着双双的无私，喜旺的磨磨唧唧映衬着双双的快人快语，喜旺就像绿叶，映衬着双双这朵暖洋洋的大红花。这也是《李双双》耐看的地方。当时这个戏完了之后，观众里面就流行着这么一个口头语，说是“做人要做李双双，看戏要看孙喜旺”。仲星火由于在《李双双》中的出色表演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在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奖中一举夺得最佳配角奖。奖状上是老舍亲笔所书的“百花喜旺，星火燎原”几个字。（仲星火照）
尽管张瑞芳和仲星火对角色的把握很到位，演得也很投入。但《李双双》的拍摄正处文艺必须绝对跟着政治路线走的大气候，这无疑对影片的拍摄产生了影响。演喜剧最容易滑边，弄不好就会被人戴上“丑化劳动人民”的帽子。导演鲁韧对此也是小心谨慎。在排演过程中，他一直叮嘱张瑞芳：“不行，不行，千万别放开，那样会遭殃的，说不定会戴上丑化劳动人民的帽子。”张瑞芳受此影响，表演时多少也有些顾虑。她后来在谈到自已的表演时说：“演李双双笑，喜剧就要夸张一点，但是又不得不赶紧捂住嘴，不能咧着嘴大笑。我的表演像打了半个嚏喷，很不痛快。”李准看了也不无遗憾地对张瑞芳说：“李双双这个人物应当比现在处理得更疯点、傻点、毛手毛脚点才好。”尽管如此，由于李准写的男女主人公生活语言实在太生动、太丰富、太出彩了，以至张瑞芳有时也与导演鲁韧较上了劲。她对鲁韧说：“故事里主人公的语言太好了，希望你们一句也不要改，一个字也不要改。”正是由于张瑞芳这种固执坚持，心直口快、大公无私、朴实热心的农村妇女李双双的形象才立在了银幕上。
影片《李双双》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塑造出鲜明、生动，具有典型意义的银幕形象，而且创造了一种农村喜剧片的新风格，成为中国农村电影的经典之作。
三
《李双双》封镜后，鲁韧和剧组演职员们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在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下，大家对于这部影片会产生什么影响心里没底，尤其是怕被扣上“丑化劳动人民”这顶谁也戴不起的大帽子。厂领导也没打算把李双双作为重点影片推出。尽管如此，1962年5月，当《李双双》在小范围内放映时，立即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然而专家的评价使大家那颗悬着的心又添了许多忧虑。因为专家评价并不好，说是喜剧不喜，李双双只有朴素阶级感情，作风简单，时常和人吵架，没有学习毛选，充其量只是个中间人物。还有的称这部影片完全不符合样板戏总结出来的“三突出”，张瑞芳演的李双双有点“疯”，不符合革命主线。专家意见通不过，恐怕这一关是难过了，大家都等着挨批。
正当剧组为此感到心情沉重时，周总理调看了这部影片。1962年秋，张瑞芳访问日本回到北京，邓颖超约她到自已家吃饭。张瑞芳虽然也很想见见总理，但她也知道总理很忙，不忍心打忧，便迟疑了一下，邓颖超似乎看出了她的想法，说：“请你们去是为了放松心情，换换脑筋。”周总理一见到张瑞芳就高兴地说：“今天请你吃螃蟹，因为你拍了《李双双》这部好戏。”“你演的李双双很好嘛，很有生活气息。这部电影内容是好的，艺术上有不少可取的地方。”瑞芳还是第一次听到周总理说《李双双》的好话，便将信将疑地问：“是吗？可是别人都说不好嘛！您说好，是不是因为它正好配合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农村政策？”周总理笑笑说：“你不能完全这么看，这部影片在艺术上也是有可取之处的。你的表演也有新的东西。其它中央领导看了以后也非常高兴呢！”“演古人比演当前的人容易，因没人见过他们。演现实生活里的人不容易，因为人人都能看出来像不像。李双双演得有点样子了，我喜欢李双双这样的人……李准的小说原来是写妇女办食堂的，现在电影是写李双双推行记工分的，情节变了，但人物性格没有变，依然个性鲜明、生动活泼，可见作家一定要深入生活，李准要不是生活底子厚，这个电影怎么出得来……”“今年的百花奖，我投李双双一票。”周总理还问张瑞芳能不能将《李双双》拍成彩色的，张瑞芳说不能，因为技术不过关。周总理听了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
从周总理那里回来后，张瑞芳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立即写信将周总理的看法告诉了制片厂。厂领导接到张瑞芳信后也是兴奋不已，马上重新调整了宣传和放映计划，将《李双双》作为重点片向全国推出，并由此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李双双热”。
1963年5月22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的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晚会上，《李双双》一举夺得第二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配角四项大奖。这也是文革前最后一届百花奖评选，周总理亲自出席颁奖晚会，并向获得最佳女主角奖的张瑞芳表示祝贺。此次百花奖的奖品也很是特别，都是文艺界老人题写的诗。张瑞芳的奖品是由郭沫若题写的：“天衣无缝气轩昂，集体精神赖发扬，三亿神州新姐妹，人人竞学李双双。”《李双双》出名后，张瑞芳的人气也是水涨船高，走到那里都听到人叫：“李双双来了”。后来，郭兰英还把影片中那首叫做“歌唱李双双”的插曲唱得风靡全国，成为那个时期交谊舞会上的流行乐曲。周总理也非常喜欢这支曲子，凡是有张瑞芳在场的场合，每当乐队演奏起这支曲子时，周总理总是走到她跟前邀她共舞。（周总理与第二届百花奖获奖人员合影）
尽管《李双双》以其独特的喜剧风格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但在“文革”中，它却被四人帮扣上了“工分挂帅、阶级斗争熄灭论、中间人物论、文艺黑线代表作”等种种罪名而遭禁锢。周总理对此十分气愤。1973年，他在接见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成员时，突然将话题转到了文艺界，气愤地提到安徽省黄梅戏的著名演员严凤英的死是因为没有人关心她，并责问在座的当时“四人帮”在文化部门的代理人于会泳：“《李双双》电影有什么问题？是作者有问题？是工分挂帅？为什么要批判？它错在哪里？把我都搞糊涂了。”“于会泳，你说，为什么要批判？李双双做了很多事情，都是为公的嘛，只是她丈夫的思想有点中间，要历史地看这个影片。整个影片的倾向是好的嘛！可现在，连李双双也没人敢唱了……。”
然而，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的光辉。十年浩劫结束后，深受全国人民喜爱的《李双双》又重新回到了银幕上，回到了观众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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